在接受ge《Abre Aspas》采访时，斯科拉里回顾了2014年世界杯后的心结，并表示希望与蒂特恢复关系。

这次采访持续约2小时，斯科拉里谈到了加尔旺-布埃诺、蒂特、罗纳尔多、里瓦尔多、克里斯蒂亚诺-罗纳尔多、梅西、内马尔和巴西国家队等话题。采访录制于巴西队最近一次公布名单之前。

谈到2014年世界杯半决赛1-7不敌德国后，自己是否曾因加尔旺-布埃诺的一些言论感到不快，并一度不想再和环球电视台交流，斯科拉里表示：“我确实因为一些说法不高兴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和当时很多人都聊过。我现在77岁快78岁了，还要把这件事带到什么时候？我要一直对这个人、那个人不高兴吗？我能得到什么？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拿来对某个人生气？”

斯科拉里继续说道：“都过去了。每个人都做自己的工作。我只是觉得，在我们对某些事情采取态度之前，也应该记得我们曾经是怎么经历这些事情的。当然，我曾经因为一两件事受伤，但现在我对这个人、那个人已经没有任何担心或别的情绪了。无论是加尔旺，还是若昂、佩德罗-罗斯托利，都过去了。这件事结束了，我们继续向前。就这样。”

谈到是否希望重新接近蒂特，斯科拉里表示：“当然，当然，想和他聊聊。毕竟，在我们经历过那些事情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像朋友那样相处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过去了，结束了。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，发生了一些我不喜欢的事，他可能也不喜欢。就这样，已经过去了。我们把它结束掉。为什么还要继续？或者，我们就像普通人一样，正常地相处。”

斯科拉里还透露，自己曾两次有机会执教科林蒂安。“确实有过两次。但后来，当我们开始考虑各种情况、快要进入最后阶段时……我和帕尔梅拉斯的联系太深了。我会问自己：我会被接受吗？俱乐部高层也会问他们自己这个问题。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，那不是理想选择。我尊重，也一直尊重。”

他还提到，自己曾接近执教巴西国际：“就像在这里，格雷米奥对巴西国际。我曾经在格拉马杜的一家酒店和巴西国际主席谈合同，当时是费尔南多-卡瓦略。但后来我们想了想。我说：‘费尔南多，我觉得不行。’我们关系好到某一天还会一起吃烤肉，已经约好了。阿贝尔会在，蒂特也会在，即便我们再也没说过话，那也是一个谈谈我们在卡西亚斯很多年前友谊的时刻。那种友谊不能因为一场比赛就被放到一边。”

谈到巴西队冲击第六座世界杯冠军，斯科拉里表示：“我相信。我也希望安切洛蒂、罗德里戈-卡埃塔诺以及所有参与这个过程的人能够做到。有一件关于世界杯的事，现在还没人怎么谈，那就是淘汰赛对阵。小组赛是摩洛哥、海地和苏格兰，这没问题。但之后就是对阵形势。这些对阵很重要，因为小组赛你甚至可以输一场。还记得阿根廷输给沙特但最后夺冠吗？但那是在前三场比赛里输的。”

他说道：“之后就是我们在南部常说的淘汰赛，一场定胜负。你的球队要么状态好，要么状态差，然后就赢或者输。对阵形势很重要。根据我们格雷米奥这边的人测算，如果巴西以小组第一出线，第二阶段的形势大概还可以。之后可能就会碰到阿根廷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英格兰、法国。这些比赛不能犯错。”

当被问到此前称这一代巴西队与2002年那支球队相似、但质量稍逊，是否仍有机会夺冠时，斯科拉里表示：“可以夺冠。很多时候，一支球队不是最强的，但在那一天保持平衡，就能过关。必须在那场比赛里保持平衡。现在所有比赛都会通过视频研究一遍、两遍、三遍、五遍。2002年时，我们就已经研究欧文从左路内切到中路，那次进攻本来不该发生。更何况现在。”

他补充道：“我们巴西人、巴西球员和教练组也要明白，我们需要一支属于我们的巴西队，一支真正凝聚在一起的球队。我们要知道，A要为B做工作，让B接球，再让C完成终结。我们必须知道所有这些，这样在某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，也能把比赛拉回平衡。”

谈到2002年世界杯未征召罗马里奥的决定，斯科拉里表示：“那是在当时基于一系列情况做出的选择，身体状况反而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当时的民意呼声我完全理解，但有一些情况我分析后认为不符合我想要的东西。当时也有人说罗纳尔多刚从伤病中复出。但龙科医生很有把握地告诉我：‘我向你保证，他会没问题。’我完全信任我的工作团队。我做出了选择，除了这个选择之外，没有任何人干预。包括主席里卡多-特谢拉，他给了我完全的自由。赢球或输球带来的结果，都由我承担。”

被问到如果是24年前，是否会带内马尔去世界杯，斯科拉里表示：“如果我是巴西队主教练，我会分析为什么带他、放在哪里、该怎么做、谁来做某些事情，好让内马尔发挥出来，以及他自己能做什么。我们会做一系列研究，才能带某个人、推荐某个人。现在我不是教练，也没有以教练身份掌握任何情况。当年我分析带A还是带B时，也会求助龙科医生、塞拉芬医生、保罗-派尚、达兰-施奈德这些能给我参考的人，了解我能从那名球员身上得到什么。”

斯科拉里说：“所以我不能说会带还是不会带，因为我不了解现在的情况，也不知道安切洛蒂在比赛中的想法。”

谈到2014年世界杯1-7输给德国，斯科拉里表示，真正的反思更多发生在赛后：“尤其是在世界杯之后。尤其是我们输了之后，必须承担责任的是教练，而我承担了。那场到现在还被人说起的1-7输给德国。我们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加起来，慢慢意识到那本可以不同。但当时没有办法做得不同，因为你是按照自己认为最理想的方式去做。只是那一天没有达到理想，错了，就是错了。发生的一切都发生了。灾难发生了，我们不能回头，只能承担我该承担的东西。”

被问到是否曾试图回避谈论这场比赛时，他说：“是的，试过。但2014年我得到了很大支持，尤其是法比奥-科夫医生，当时他是格雷米奥主席。我住在圣保罗，他来找我，说不要让我一辈子都在反复咀嚼那场失利。他就像我的第二个父亲，说我会和他一起去格雷米奥。俱乐部当时没有教练，我去接手。我回去了，全身心投入，慢慢忘记这件事，直到2015年去了中国。我得到了支持，不是一个人。当然，我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。”

谈到外界是否更容易记住2014年的1-7，而不是2002年的冠军，斯科拉里反问：“2002年是谁赢了？”

采访者回答：“巴西队。”

斯科拉里说：“巴西队！2014年是谁输了？”

采访者回答：“巴西队。”

斯科拉里说：“不……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接受这一点，但后来就正常了，因为我认为这就是大众的想法。总要有人承担，如果发生了灾难……如果还是我来选择、工作、做所有事情，现在会重来一次吗？会全部改变吗？不会！我不会改，因为我当时认为那是最好的选择。”